一個新視角。
編者按：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吳曉波頻道（ID：wuxiaobopd），作者：巴九靈，創業邦經授權發布。
1962年—1971年，中國每年出生的人口都在2500萬上下，到2022年，他們正以平均每年2000萬人的速度退休。這意味著，我國將迎來“史上最大退休潮”。近期，我們將不時推出“退休潮”系列文章，該系列將圍繞這群“新老人”退休生活變化、中國老齡化、退休福利保障等核心問題，講述不一樣的退休話題。
【資料圖】
表面看距離老齡化最遠的就是教育部，可解決人口紅利背后，最深層次的根源和出口卻在“教育”二字。
以鄰為鏡，可以“正衣冠”。
這些年，越南和印度看著我們，看是否會像中國一樣取得經濟奇跡，而我們則不時把目光看向隔壁的鄰居——日本。
于是，有關兩者對比的文章也時不時出現。比如，攜程董事長梁建章近日在新書中提到，中國的老齡化程度和日本相比，差不多有35年的延遲。以此類推，中國的老齡化開始影響創新活力，大約就會發生在2020-2030年之間。
然而，日前小巴看到另一篇公號文章，卻認為中國的老齡化不能簡單類比日本，尤其是在創新活力方面，這個觀點挺有意思的，今日便聚攏大家一起，展開聊一聊。
中國老齡化新解這個視角起源于公眾號“投筆觀世界”一篇題為《中國的老齡化，和日本有個巨大不同》。
該文寫到，中日老齡化巨大的不同在于：
日本80、90年代開始的老齡化，是最優秀的那代勞動者退出市場，無論是知識水平還是敬業精神，競爭力都是世界頂級的，是設計飛機航母和美國人打仗的那代人。
接替他們的卻是“寬松世代”（泛指1987年之后出生的孩子，因日本奉行寬松的教育方法，而引來外界對這部分人群學習能力低下、不能吃苦的質疑）。
相比之下，今天中國的老齡化，退出市場的50后、60后，他們的受教育水平相對較低，取而代之的是，進入職場的大學生數量逐年上升。
它提供了幾個數據，指出2000年僅0.13億大學生進入職場，2017年升至1億，2040年將升至2.7億，該文預估，中國勞動人口中大學生數的峰值約在2050年前后出現，總數達3億。
“3億是什么概念？如果他們組成一個國家，人口規模可以在世界上排第4，接近美國的總人口（3.3億），更是日本總人口（1.2億）的2.5倍。”
以此推理，文章認為，2010年后中國出現了那么多好產品、好公司（如高鐵、5G、微信、抖音等），本質上與2010年開始中國勞動者中的大學生數突破5000萬人有關。
最后的結論是：勞動人口中的大學生數量的龐大，高素質勞動者對低素質勞動者的迭代，才是中國人口紅利的本質，而且這個過程遠未完成。
這個帖子中，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。
?? 第一，中日之間老齡化的巨大差別，是否如上所言，是這“一出一進的此消彼長”？
?? 第二，勞動人口中大學生數量的逐年遞增，中國是否會迎來第二次人口紅利？
是此消彼長嗎？先來回答第一個問題：中日之間老齡化的差別，是否是“一出一進的此消彼長”？
首先，對于中日之間老齡化的巨大差別，帖子的分析看似很有道理，但小巴在與幾位專家的交流中發現，他們均指出了這個說法忽略了一個事實，那就是日本是“先富后老”，中國則是“未富先老”。
從數據上來看，日本人口進入負增長時，人均GDP比中國高得多。日本在2005年至2009年這幾年期間進入人口負增長，彼時日本人均GDP約3.7萬美元，而中國在2022年人口進入負增長時，人均GDP約為1.2萬美元。也就是說，中日兩國在人口進入負增長時，中國人均GDP僅相當于日本的約三分之一。
根據日本總務省公布的數據，截至2022年9月15日，日本的65歲以上人口共有3637萬，約占總人口的29.1%。
日本目前老齡化群體的主體是生于戰后的一群人，廣義上則包括1945年至1954年出生的人，也被稱為“團塊世代”。
《日本華僑報》總主筆蔣豐如此分析兩國老年人群的對比：
“團塊世代”整個職業生涯與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區間重合，他們退休時，結清房貸的同時還能領取較為豐厚的退休金。這些動產或不動產，不僅為“團塊世代”的養老提供補充保障，也推動了“銀發經濟”發展，成為有消費能力的主流群體。
而當前中國60歲以上老人分布情況呈現出村大于鎮、鎮大于市的現象。也就是說，老齡人口比重與養老服務供給出現了倒掛。同時由于養老金雙軌制等歷史問題的存在，養老金的覆蓋出現不平衡現象。
另一個更扎心的數據是，中國人均GDP接近發達經濟體下限，但13.5%的老齡化程度已經超過中高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水平（10.8%），因為中國面臨著經濟增長和養老負擔的雙重壓力。
獨立人口學者何亞福還表示：上述帖子的觀點沒有意識到低生育率對中國經濟的長期負面影響。
“人口問題是慢性問題，低生育率和人口負增長在短期對經濟的影響比較小，但有長期的負面影響。隨著中國出生人口的不斷下降，20年之后，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將越來越少。如果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，未來出生人口不斷下降，那么中國經濟在二三十年之后很可能會停滯不前。”他說道。
大學生人數逐年上升是第二次人口紅利？第二個問題，中國勞動人口中大學生數量的逐年遞增，是否會迎來第二次人口紅利？
對此，恐怕沒有如此樂觀和簡單。
我們聊人口時存在這樣一種情況，那就是說到“人數”時，總覺得人太多了，對環境的沖擊也很大，但一說到“勞動力”或“人才”時，又總覺得太少了。
盤古智庫老齡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佳分析，1960年，中國6億多的人口數量，占全球人口的22%，預計到2050年，中國人口約為13.2億，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將為13.6%，但13億的絕對值依然是美國的4倍，其中勞動人口達8億，這樣的數據肯定不能說“勞動力不足”。
那究竟哪里出了問題？原因很簡單，直接點說，我們不能直接將大學生的數量和比例，等同于經濟發展的水平。
還是回到了老生常談的問題：就業市場的結構性錯位，一方面是大學生畢業后找不到工作，另一方面是企業也抱怨“招不到人”。
何亞福補充道，盡管這代年輕人的受教育水平明顯高于上一輩人。但存在兩個問題：一、文憑如果不適應就業市場需要，就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；二、在吃苦耐勞和心理素質方面，現在很多年輕人不及上一輩人。
即，受教育水平≠人口素質。
李佳也如此告訴小巴，我們正處于第一次人口紅利逐漸減弱的時期，正在尋找第二條曲線，但第二條曲線一定不是簡單地以學歷指標來衡量。
“現在要寄希望于提高人口素質，這就是所謂的第二次人口紅利，但千萬別把學歷當作人口素質，不能把學歷作為唯一的衡量指標。”他說道。
看向未來的“教育紅利”和“老齡紅利”那么，我們該去哪里尋找人口紅利的第二條曲線？
至少存在這兩個出口：“教育紅利”和“老齡紅利”。
先說第一個，向教育要紅利。
前不久，我們寫文《第一波少子化沖擊：5600座幼兒園消失了》指出，隨著全國多地幼兒園招生遇冷，首輪幼兒園關停潮已經到來。
而李佳則告訴小巴，這樣的問題此后會蔓延至更多年齡段的學校。
他認為，這是少子化帶來的必然問題，當前出生人口僅為此前的1/3，這意味著未來將出現1/3的大學，1/3的中學，1/3的小學招不到學生的情況。也正因為如此，推動人口素質成為了一件重要且緊急的事情。
也就是說，教育領域需要趕緊為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做準備和適應動作了。在國家各部委中，表面看距離老齡化最遠的就是教育部，可解決人口紅利背后，最深層次的根源和出口卻在“教育”二字。
李佳指出，并非僅從今天年輕人身上去找人口紅利，而是從今天開始出生的孩子身上去要人口紅利。因為今天出生的孩子，到2050年，正是20多歲步入社會發揮作用時。
眼下，教育改革也多次被提及，尤其是最近ChatGPT大火，更是引發了“面對AI沖擊，教育需要新變革”的討論。無論是從哪個角度出發去看待教育問題，都充滿了緊迫性和必要性。
再來說說“老齡紅利”。
說到老齡化，我們總習慣說“老齡化問題”這幾個字，但其實這里有一個誤區，嚴格說老齡化不是問題，而是趨勢。因為人類壽命延長是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的必然結果，死亡率下降是任何國家都在不斷努力爭取的目標。
面對老齡人口的增加，日本的前車之鑒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。
從2004年開始，日本老齡者再就業呈現出18年的連續增長。截至2021年，日本已經有909萬人老齡者再就業，達到日本老齡人口的25.1%。
這些老齡就業者的行業前排順序為：第一是批發業和商店，約130萬人就業；第二是農業、林業相關行業，約104萬人就業；第三是服務行業，約103萬人就業；第四是醫療和福祉行業，約101萬人就業。
在日本生活多年的蔣豐表示，日本社會應對老齡化社會，已經形成了“老有所為”“老有所用”，把老人當作社會財富的氛圍。老年人經驗、人脈等方面占據優勢，年輕人則在體力、接受新事物尤其是信息科技的能力方面占據優勢，在進行分工時，可以充分考慮兩個群體的互補性，避免重疊或可被取代的工作內容。
“日本政府在養老、介護、公共設施等方面引入的助老、助殘建設規劃標準，對于中國建立宜居社會有很大的參考價值。”他說道。
人口問題專家、全球最大的調研公司之一益普索公共事務CEO 達雷爾·布里克說過這樣一句話：“人口下降既不是好事，也不是壞事，但它是一件大事。”
中國當前所面臨的老齡化趨勢和少子化趨勢，在全球來說并非特例，但中國需要找到符合國情的解決辦法，提前制定并逐步開展一整套適合人口發展趨勢的新治理體系。